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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电 题：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记者 张素 张蔚然

北京环球影城近期向公众开放，以好莱坞大片为设计原型的变形金刚基地场面火爆。“变形金刚”故事所展现的问题冲突，被认为是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投射——各国是选择做守护公平正义的“擎天柱”还是诉诸霸道暴力的“威震天”？

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一些西方人士在看中国时套用西方殖民时期的逻辑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则必然要通过对外行使霸权获取超额利益，中国也不会例外。

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以跨越中西的眼光解读为何“胸怀天下”的中国却敢言“永不称霸”，不认同“国强必霸”。

资料图：游客在北京环球影城变形金刚主题区内游览。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古至今，“胸怀天下”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和秩序的理解。中国为何能形成“天下观”并传承至今，历史上中国搞过霸道霸权吗？

干春松：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国一直秉承“协和万邦”的理念。支撑这种理念的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下”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就被广泛使用，不仅包括地理和制度上的“天下”，也包括价值意义上的“天下”，依托儒家对和谐秩序的价值体认，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通过文化传递而实现共生共存。这种价值也体现为“王道”对于“霸道”的矫正。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观念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当时的各城邦国家，在逐鹿中原过程中，更注重以更高的文明令人“心悦诚服”地“远者来，近者悦”，来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也是儒家“天下观”的源头。

不难看出，中华文明的演进方式与西方早期在地中海等地出现的文明不太一样。从埃及、罗马到波斯，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以“取代性”为特色。儒家则强调“共存”，很多民族在中国的土地上，互相吸收融合，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

儒家思想摒弃“霸权”“霸道”，主张超越国和家的“天下为公”愿景。儒家的天下理想不否定“国家利益”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但不能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性的价值，而是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天下”目标。

天下秩序从来不基于统治疆域的大小，而是建立在道德示范性的仁政秩序。从历史的维度看，霸权霸道绝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世界观”，中国所走的绝不是“国强必霸”之路。

中国古人将天下秩序视为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使后人能基于这样的文化的根性对现实的不完满保持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赋予文化“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这在我们对待外来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态度上有着充分体现。

孔氏南宗家庙前的孔子雕像。董易鑫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中华文明有“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如何兼收并蓄并相得益彰？

干春松：中国古代有“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时要在某一个地方保留旧朝文化，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态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间绝非“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而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传入。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古人并未特别大惊小怪，因为对于有“天下观”的中国人来说，文化“无外”，文化的边界是无限的。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格义”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说从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资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之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审视、吸收和批判过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与佛教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如果说不少西方人认为战争是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则认为不同文化应在磨合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繁荣发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从另一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那么这样的“融合”并无价值。